《房产通讯》83年12期

史宣

　　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四日《人民日报》第四版《法律信箱》刊登了一篇《公民使用自己房屋享有哪些权利？》读者问答，讲到各地有关落实私房政策的规定，不得与宪法相抵触。这篇文章，引起城建、房管部门职工和读者的广泛议论，并联系到一九五六年对城市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，提出私房改造是否必要？是否与宪法相抵触？我认为，城市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十分必要的，也是符合国家宪法规定的。

　　一、对城市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。

　　解放初期，私有房屋在城市房屋中所占比重很大，在大城市一般占市区房屋的百分之六十至八十；在中小城市，所占比重更大。私人占有房屋，一般比较集中，即少数大房主占有大量房屋，如上海市占有房屋一万平方米以上的有二十一家，五千平方米以上的有四百二十家；一千平方米以上的有一千四百四十九户。大房主多数是封建王公贵族、军阀、官僚的后代和以前的投机商。如北京市大房主中属于上述成分的即占百分之八十八，李鸿章的后代在上海占有房屋面积达十万多平方米。房主自己住不了这么多房，将私房大部分出租，出租面积占私房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。房主利用房屋出租，收取租金，它就成为一种资本。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展，城市经济和城市人口都有很大的发展，在这种形势下，城市中私人占有大量出租房屋的状况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矛盾，与社会对住房需要的矛盾日益尖锐。主要表现：一、房主抱着“得过且过”的态度，只收租，不修房，使房屋得不到应有的保养和修缮，房屋破损日趋严重。据上海市对九家私人房产公司的调查资料，一九五四年的修缮费仅占房屋租金总数的千分之六，因房屋失修，一到雨季，倒塌严重。济南市一九五四年即倒塌近七百间房屋，砸伤十五人、砸死五人。二、租赁关系混乱，有的房主任意抬高租金，索取额外费用，加重住户负担，当时私房租金一般高于政府规定的标准租金百分之三十到五十，同时，还收“押金”、“顶费”，每幢房屋高者数千元，有的竟超过房屋造价。无法统一调配，有的房主空房不出租或者自己用房过宽，但另一方面，却有不少职工找不到房住，这些不合理现象的存在，加重了城市住房的紧张状况，影响生产、工作和人民生活，直接或间接地阻碍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，不能允许少数房主依赖大量出租房屋索取租金，不从事其他劳动，继续过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。因此，只有对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，在国家统一经营管理下，这些矛盾才能得到缓和。

　　二、城市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没有法律依据？一九五四年第一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序言第二段明确指出：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，这是一个过渡时期。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，逐步完成对农业、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”。宪法第四条规定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，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，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。”这些法律条文都明确了对私人占有制要进行社会主义该改造。由此可见，对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有法律依据的。

　　有人会提出，进行私房改造是否与一九五四年宪法第十一条：“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、储蓄、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”的规定有无矛盾？我认为，对城市私有出租房屋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，改造的那部分是出租房屋，而且，出租住房的面积要在改造起点以上，这和国家保护个人作为生活资料的房屋所有权是不矛盾的。

　　为了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居住生活条件，作为个人生活资料的房屋，不仅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，而且，国家还采用多种形式鼓励和支持个人建房、购房，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，也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。